文/希圣

人民日报近日采访了四位曾经或正担任行政职务的科学家，据他们反映，不少科学家们都渴望能当上官。领导身份是个名片，没有这个名片，不能说寸步难行，但是很多事情很难开展。

事实上，我国科技界行政化已经不是什么秘密。数十名副教授、教授竞聘学校的一个处级岗位，许多有潜质的青年科学家刚刚崭露头角就成了所长、院长……近年来，官本位思想在科技界日益泛滥，“研而优则仕”的现象日益突出。科技管理的过度行政化，是科学家们关注的热点问题。有52.4%的科学家认为管理过度行政化导致科研人员缺乏主体地位。

科学家为什么想当官？环境使然。当了官，就会有很多行政资源，就有了工作交流平台，这就衍生出很多东西，也能够换取学术资源；我国科技项目立项，多是各级领导有实质性的决定权，专家评审机制越来越流于形式；科技评奖，起决定作用的评委不少是行政领导。

个别优秀科学家走向领导岗位也未尝不可，但几乎所有科学家都想当官，说明我国科技界的官本位风气已经很严重。在这种环境下，谁还能静下心来从事科技创新？难怪有个说法，叫做项目越来越多，成果越来越少；论文越来越多，创新越来越少；教授越来越多，大师越来越少。

如果科技体制过度行政化的状况不改善，人人想当官，没有人去做具体的研究，科技创新是一句空话，培养出世界级的科学大师更是痴人说梦。

只有改变科技界的不良环境，减少权利对学术的干预，才能改变科学家热衷于“当官”的现状，让中青年杰出学者能够回到实验室和科研一线。只有这样，才能保证中国科技事业的健康发展，才能保证实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任。
 

近日《人民日报》刊登了对某国立研究所课题组组长、首席科学家的访谈。这位科学家坦言一年当中，大约1/3的时间用来申请项目，1/3的时间处理各种杂事，真正用在科研上的时间有1/3就不错了。许久以来，常听到科研人员抱怨没有时间搞科研，但当这一数据清晰地摆在面前，依然让人有触目惊心之感！

我们为这些只有1/3时间搞科研的科学家感到可怜。这位科学家2005年从美国回来，感觉一天都没有停下来过，尽管满怀科研报国之志，但现在的心态更多的是紧张、苦恼和焦虑。很想做科研，静下心来做科研，但却宛如陷入某种“怪圈”难以自拔，第一台仪器做出来后，就有许多双眼睛盯着问什么时候出成果？什么时候发文章？还有学生毕业得赶紧发文章，项目要结题经费怎么处理……以至于这位科学家有一段时间一站起来就浑身发抖。如此状态下的科学家岂不可怜？

我们为这些只有1/3时间搞科研的科学家感到可怕。今天的科学研究进展是一日千里的，今天的科学研究竞争更是无国界的，当其他国家科学家在全时投入科研时，我们的科学家只有1/3时间搞科研，这如何能占据前沿？各种项目经费申请、人员考评机制搞得科学家们很难沉下心来，要想“十年磨一剑”做开创性的事情，简直就是妄想！这位受访科学家坦言，国内这种状态的科研人员还有很多。如此状态下的科技界岂不可怕？

这些年来，中国对科技事业不可谓不重视，改革开放以来30年科技经费增长了40多倍，论文发表量不可谓不大，SCI论文总数已经高居世界亚军，但重大原创性成果鲜有，像“三钱”这样的科学大师鲜有，高投入低产出、高数量低质量的中国科技界似乎陷入了一个“系统低效”的困境。

只有1/3时间搞科研，对一个人来说，可怜；对一个国家来说，可怕。在迈向创新型国家的进程中，再不下决心解决这些问题，我们失去的不仅是巨额的投入，更是宝贵的时间。
 

98岁的钱伟长走了。

8年前，我们送别中国原子弹之父、师从居里夫妇的钱三强；去年，我们送别中国航天之父、留下中国教育世纪之问的钱学森；今天，我们挥别中国近代力学、应用数学奠基人，曾得到爱因斯坦赞叹、有“万能科学家”之称的钱伟长。

被周恩来总理命名的、为中国科技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“三钱”从此成了绝响，历史悄然合上了这一页。

虽然我们知道迟早会失去他们，但“三钱”的相继仙逝，仍然引发了我们灵魂深处的痛楚。

这份痛楚，近年来我们并不陌生。送别钱钟书、送别冰心、送别巴金……现在是钱伟长。我们不断和这样一些世纪老人作最后的挥别。以中国人传统的眼光来看，98岁当是喜丧，或应点起红蜡烛，为钱老送行。

我们的痛楚，不仅仅在于一个伟大科学家的生命已萎，他们的逝去还提醒人们：那个始于“五四”的，厚重的、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的时代，那个纯真的、充满理想主义的人文时代，那些把德先生、赛先生看得重逾生命的传奇人物，终于远离我们，凝固成一个个不再回顾的背影。“三钱”，这样一些长寿的、辉煌的生命，韧成了一根飘忽的丝线，将两个世纪的悬望相串，让我们的记忆复活，用他们所象征的理想主义追求和科学精神，温暖和慰藉着今人浮躁的心灵。

钱伟长先生成了“三钱”的句号，我们多么希望，他不会真的成为一代大师的最终句号。

纵观钱伟长的成长经历：江苏无锡鸿声镇七房桥村贫穷的乡村教师之子，因家境贫寒而营养不良，上大学时身高只有1.49米；以国文、历史满分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，然而其它四门课，数、理、化、英文，一共只考了25分；因为抗战爆发、国难当头，钱伟长决定要学“造飞机大炮”的学问，这个物理5分的历史系学生居然转学到物理系，并最终成为伟大的物理学家……

这样细细一想，未免有些沮丧。按现在的升学体制，钱伟长几乎可以肯定会与清华绝缘。生于贫穷的乡村，没有补习班可上，难有自主招生的机会，严重的偏科将使他望一本分数线生畏，更不要说以文科生而转到竞赛尖子云集的物理系——钱伟长的“奇遇”，在今天看来，简直如天方夜谭。但在当年，却并不稀奇，比如他的本家钱钟书，当年也是以国文满分、数学十几分被清华破格录取。

钱伟长说，我没有专业，一切从国家的需要出发，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。钱伟长还说，好学生就是“有一肚皮问题的学生”。这些理念今天听来渐渐陌生了。什么赚钱就开什么专业，这不光是学生的选择，甚至也成了很多高校的选择。什么是好学生，就是“一肚皮标准答案”的学生。在高校，农村学生的比例正在急剧下降……

钱学森提出了中国教育的世纪之问，钱伟长带着“一肚皮的问题”离去，他们留下的问号，亟待中国教育改革尽快作出解答。否则，他们真的将成为一个个醒目的句号，终结我们对大师的悬望……

            希圣
     据报道，7月29日，在济南珍珠泉宾馆，来自山东省59个县的书记、县长、副县长们要用自己的“演说”打动评委的“芳心”，以便从2.6亿省级财政支农资金中分一杯羹。  
    据了解，今年与往年不同，按照“县级申报、专家评审、公开陈述、现场打分、当场亮分、全省公示”的评选程序，确定项目县，地方的积极性成为考核的重要因素。以往根据各县水产品产量、产值等硬指标赋分、排序，取排名靠前者扶持。有的县没有积极性，却得到了资金，有的县有积极性，但排名靠后得不到资金。
     山东农业项目立项，县领导现场演说，现场打分，透明度高，的确新颖，无疑是项目立项改革的很好探索。
      但立项靠“演说”，能否对项目科学、全面评价？笔者认为值得怀疑。评价一个项目是很复杂的一件事情，立项大事像搞演讲比赛，看谁的嘴皮子功好，就匆匆而定，不太妥当。如果有的县市，农业项目很好，就因当地领导因口才不好，立不上项目，岂不怨哉？
  为此，笔者以为，立项不能靠“脱口秀”， 立项改革应当科学探索，稳妥前行。